天津婦女救濟院曾救助俄國美國商標登記台中女孩（圖）
慈善是一種社會行為，是指在政府的倡導或幫助與扶持下，由民間團體和個人自願組織開展活動，對遇到災難或不幸的人，不求回報地實施救助。清代乃至近代，作為一個經濟繁榮的大都會和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，天津不僅經濟發達，而且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也迅速發展起來。
天津慈善組織自明末發端，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，到瞭清末、民國時期，經歷瞭一個快速發展的過程，它的興起有其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淵源。“地處九河要津，路通七省舟車”的天津衛，水路交通發達，人口流動頻繁。在占據一定地緣優勢的同時，天津地區也存在著水旱災害的威脅和四方難民流入的危機。歷史上的華北平原、海河流域水旱災害相當嚴重，除瞭自然災害的侵襲，還時常發生戰爭以及兵災。每當天災人禍之時，天津周邊地區的貧苦災民便大批逃難至津，淪為城市貧民。面對這樣的慘狀，政府以及民間皆興辦慈善事業，以各種形式全力賑濟貧民。
上世紀初，為瞭解決社會上眾多孤女寡母等窮困婦女群體的就業溫飽問題，讓她們能夠體面地自謀生計，天津市貧民女工廠宣告成立。在組織機構上，該工廠隸屬於當時主管社會福利的北洋政府天津救濟院
在天津市檔案館中，保存有一份名為《貧民女工廠懇請援助函》的檔案。它成文於1930年12月2日，作者是天津社會局下屬的貧民女工廠。上世紀初，為瞭解決社會上眾多孤女寡母等窮困婦女群體的就業溫飽問題，讓她們能夠體面地自謀生計，天津市貧民女工廠宣告成立。在組織機構上，該工廠隸屬於當時主管社會福利的北洋政府天津救濟院。
據天津市檔案館的資料顯示，貧民女工廠之所以懇請社會援助，是因為作為福利性質的營業團體，存在著管理不善、經營無方、設備陳舊、技術落後等問題。這可能和其受到社會同情眼光的過多關註，導致市場競爭意識淡薄有關。女工們用的多是原始的機械，進行的多是純手工性質的勞作。這和當時洋紗、洋佈充斥中國市場，繡花技術推陳出新的市場環境，顯然格格不入，因而很快，就在競爭中被甩在瞭後面。
上世紀30年代，貧民女工廠經濟上的捉襟見肘日益明顯，為瞭爭取政府和社會支持，1930年年底，其管理者以工廠的名義，向天津市社會局發出瞭這份乞援信。信中對工廠的經濟困難狀況作瞭大致介紹，在信的結尾處，以懇求的語氣，請求官方大發惻隱之心，多方給予援助，維持該工廠的運行，使其不至於破產。為瞭爭取援助，信中還提到，將該工廠貧苦婦女手工縫制的兩件紡織精品作為禮物，以表示誠意和感謝。今天的人們從這份檔案中，大概能夠感受出當時的底層婦女生存的艱辛和無奈。
天津救濟院1929年成為天津市的官辦社會救濟機構，全稱為“天津市立貧民第一救濟院”，其前身為康熙年間（1687年）由官方倡議、商紳捐資，集眾人之力興辦的育黎堂。育黎堂後來雖幾經易名，但一直是天津救助社會苦難群體的主要機構
查閱天津市檔案館的檔案資料發現，與天津官辦救濟機構天津救濟院有關的檔案還有一份名為《請發放貧民工頭冬季服裝的函》的檔案，它成文於1916年。民國成立之初，天津市發放困難民眾賑濟物資的機關也為天津救濟院。1916年10月30日，鑒於部分築路工人無冬衣可穿，為瞭盡快解決這些貧苦工人的穿衣問題，天津救濟院向天津工程處發出瞭這份函電，請求為4名工頭發放冬季軍裝4身、軍帽4頂。11月6日，天津工程處同意救濟院的請求，發給4名工人棉褲棉襖4身、大衣4件、軍帽4頂、棉靴4雙、肩章4副，這4名築路工人的冬季保暖問題暫時得以解決。
上文中提到的天津救濟院1929年成為天津市的官辦社會救濟機構，全稱為“天津市立貧民第一救濟院”，其前身為康熙年間（1687年）由官方倡議、商紳捐資，集眾人之力興辦的育黎堂。《津門雜記》中記載，早年的育黎堂“在西門外，收養老年男、婦及病廢殘疾等人”。育黎堂後來雖幾經易名，但一直是天津救助社會苦難群體的主要機構。
民國年間，救濟院變為官辦以後，由政府每月撥經費六千餘元，其經費有瞭較好的保證。由於經費相對充足，對貧民階層所辦的救濟事業也進一步擴大。如1929年以後，每到冬季貧民衣食無著的時候，救濟院就會設立冬季臨時收容分所，以500人為限，期限5個月，救助城市貧民。另外，救濟院每月撥付30元，創辦貧戶恤金，發給院外傢庭人口眾多或老弱孤貧戶，每戶1元5角。救濟院還於1931年在河東沈莊子租地6畝多，建立貧民廉租房62間，廉價租賃給居無定所的貧民。這三項舉措雖然實施僅數年，但在當時實為下層貧民所歡迎。
冬賑是比較消極的一種救濟方式，更積極的救濟方式，則是將貧民組織起來，進行生產，這樣不但可以實現自養自立，而且可以減輕國傢和社會的救助負擔，增加國民收入，譬如成立貧民工廠就是有效的辦法之一，就如前文提到的天津市貧民女工廠
民國年間，天津的官方救濟機構有市立救濟院，專收容男女貧民；市立婦女救濟院，專收容婢妾歌妓。總的說來，雖然收養人數有限，但作為官設機構，畢竟經費有保證，因此這些官方救濟機構辦理得較有起色。
在舊社會，救濟院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需求群體，僅僅靠救濟院的收容能力是極為有限的，因此，更多的貧民需要通過所謂的院外救濟獲得幫助，而救濟院每年的冬賑便是貧民和災民獲得救濟的最佳途徑。每年的冬賑一般是由官方組織，由民間慈善機構承辦，官民共舉，協同完成。從清代開始，每年冬賑期間，除瞭開辦粥廠，救濟機構還向貧民或災民發放糧食或食品、棉衣甚至現金。
冬賑是比較消極的一種救濟方式，更積極的救濟方式，則是將貧民組織起來，進行生產，這樣不但可以實現自養自立，而且可以減輕國傢和社會的救助負擔，增加國民收入，譬如成立貧民工廠就是有效的辦法之一，就如前文提到的天津市貧民女工廠。
1929年初，市立婦女救濟院成立，該院主要收容被遺棄的女子、被虐待的女子及童養媳等。收容後，救濟院組織她們生產、學習技術，並為她們介紹職業，亦可擇配出院。1935年1月的天津《益世報》曾發表過婦女救濟院中婦女的生活情況，“院生的作業室，是在一所小小的院落裡，舊式的四合房……一踏進小院的天井，首先望得見正方明間裡，一列隔扇門是敞開著的，許多女孩子穿著白佈鑲著紅邊的圍裙，一排一排坐在矮凳前，目送手揮地忙碌。”在這些女孩子中，特別引人註目的是一位金發碧眼的俄國女孩，名叫“王秀珍”，“她講的極純正的天津話……”這個女孩曾經生活在滿洲裡，父母早亡，被一個中國人領入一個大戶人傢做使女，因女主人要將其許配給一個30多歲的車夫，得知這一消息的她不願斷送自己的幸福，於是決然潛逃，投靠婦女救濟院，一住便是6年。
這些女孩大多是十幾歲年紀，在她們的心裡，似乎忘瞭自己無父無母，或是遭人拋棄，大傢快樂地工作，平民工廠的設立目的正如1942年《天津特別市公署救濟院施政紀要》中提到的——為瞭使貧民樹立“勞力生產之觀念與技能，以做到每入院一院民，即為社會減少一依賴坐食份子；每出院一院民，即為社會增加一勞力生產分子”。
本報記者美國商標註冊肖明舒
圖片由天津市檔案館提供
(原標題：天津婦女救濟院曾救助俄國女孩（圖）)
本文來源：天津網-城市快報
責任編輯：王曉易_NE0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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